作者：danny

也不知道真假，中国大陆这些年的贪腐案爆出来的数字真的是夸张到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离了个大谱。一个县长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的贪污受贿。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李建平，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他非法占有国有公司资金14.37亿余元，受贿5.77亿余元，另外挪用公款10.55亿余元 。

普通人看到这种案子，大概率会问：一个地方干部而已，一个开发区而已，哪里来的十几亿、几十亿给他贪？

确实我们如果拿工资去算，他得从三国时期开始工作，然后不吃不喝才能攒下这些钱。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一个地方实权职位值多少钱，跟工资不是一回事。土地、工程、国企资金、贷款、拆迁、牌照、项目审批，这些钱不是他的，可很多都要经过他的桌子。一年工资可能几十万，但一张介绍信、一封邮件、一个信息却可能决定十亿、百亿的东西往哪里走。

所以地方权力有点像收费站。收费站自己不用赚一百亿，只要每天经过的车值这么多就可以了。（是不是有点像交易所listing BD了～）

不过这个官场贪腐故事如果只停在这里，也没什么新鲜。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两百年前一个晚清县官留下来的日记。

这个人叫杜凤治。

杜凤治的故事讲的是另一件事：一个位置只要未来可以产生收入，在人还没坐上去以前，就会有人替这个位置折算成自由现金流。

李建平这类现代案件告诉我们，一个职位可以控制多大的资金流；杜凤治则告诉我们，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位置以后有钱可出，未来的资金流甚至可以在人上任以前，就先拿去贴现

权力或许还没兑现，但官途的未来先被金融化了。

一、考中举人，只是拿到排队的号码牌

杜凤治，字平叔，号垕山，浙江绍兴府上虞县长塘人，1814年出生在浙江绍兴，1844年中举，那一年30岁。我们小时候读范进中举，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好像锣鼓一响，第二天就可以去县衙上班。但真实的清代官场可没有这么爽，中举（成为举人）只是证明你有资格往上走，什么时候真的轮到一个位置，可能是很多年后的事了。

杜凤治后来大致走的是这样一条路：举人 → 获得进入官僚体系的身份 → 大挑、拣选等途径进入候官池 → 排班等实缺 → 再通过捐纳购买更快的铨选次序 → 进入优先队列 → 还是要等真正的县缺空出来 → 抽中以后才有官做。

杜凤治成为举人之后，一直考不上会试，之后就一直在候补。1855年参加大挑，到了1863年，他干脆注销原来的资格，直接借钱加捐插队，弄了一个加速通道“不论双单月知县，兼不积班选用”。花了大价钱终于在1864年编进候选序列后，但是这还没完。。他还要等。。直到1866年三月，在他同一批的候补里，排在他前面的因为需要守孝，才轮到他抽到广东广宁县知县。

从1844年中举，到1866年拿到实缺，整整22年。人生能有几个22年？！

这很像今天币圈项目拿VC的钱。VC就像是功名，你拿到几个头部基金，身份先不一样，交易所比较愿意见你，下一轮投资人比较愿意谈，媒体也多看一眼。可身份不是钱。杜凤治可以拿功名跟人聊天，不能拿功名买米；项目可以拿十亿美元估值上新闻，但交易所上币还是要等等。

所以融资有时候跟科举一样，先让你进门，进去以后再告诉你：里面还有一条长长的队伍。

要插队？呵呵～

二、朝廷给你官，路费你自己想办法

1866年，杜凤治终于拿到广宁知县。看连续剧的都懂，这个时候应该张灯结彩，祠堂开正门，总算熬出头了！但清朝之所以是清朝，就是吏部给你的只是任命书，不包接送。

清朝对这种中下级地方官，不负责安排交通，也不预支赴任路费。从北京怎么去广东，家人带不带、幕客怎么请、仆人怎么养、路上吃住、船钱车钱，全是自己的事。

大清的入职安排：恭喜加入朝廷，工作地点广东，搬家费请自行处理。

杜凤治1866年9月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香港，十月才到广州，一路三十多天。到了广州还不能直接去广宁，因为省城这一关还得跑。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要拜会，衙门里的幕友、门房（aka 门口保安）、公文人员都要打点。

晚清官场很喜欢讲跑关系、谈合作，放在今天的web3、币圈可一点都不输。当知道你要上某安、某k、某base了，有些打着VC、孵化器的名义，就会屁颠屁颠的跑来要求项目方再上线前按照天使轮的估值拿个x%的token，而且lockup还要按照最优惠的标准。

问题是，杜凤治没钱。20几年都耗在了考试、打零工、等待，又没有家族的托举，他该怎么办？

于是北京早就发展出一门成熟生意：官债。

三、普通人穷，钱庄不理；准县长穷，钱庄主动上门

普通人穷，钱庄不予理会；一个马上去做知县的人穷，钱庄可谓高高兴兴引进门。因为普通人今天没钱，半年后可能还是没钱；准知县今天没钱，半年以后手上有一个县。

杜凤治拿到广东官缺以后一个多月，上门替他介绍官债的人“不下四五十人”。一个穷得连上班路费都不够的人，突然变成金融市场的热门客户。

原因很简单。债主看的不是杜凤治今天有多少钱，而是他马上坐到什么位置。表面上借钱给的是杜凤治，心里面算的是广宁县能产出多少油水？

这也是为什么条件敢开得这么狠。到了同治五年六月，杜凤治谈成一笔官债：名义借4000两，实际到手2000两；后来又借680两，到手340两 —— 什么砍头息，对半息看过么？

今天如果有人跟创业者讲：“我借你四百万，你实际拿两百万，不过欠条还是四百万。”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应该不是签字，是先看看对方是不是诈骗集团。

杜凤治却得签。

他已经等了22年，读书、考试、候补、加捐，时间和钱都放下去了，现在只差去广东。这个时候你跟债主说利息太贵，债主大概只会说：没关系，你可以不借，回去继续等。

融资成本很多时候不是由利率决定，是由你还有没有别的路决定。

晚清时期，债主怕你到了广东以后不认账，还会自己或者派伙计跟着赴任，等到了地方收完钱再回来。所以大清县太爷上任的队伍里面，可能有一个人看起来很低调。你以为是师爷，不是；以为是护卫，也不是 —— 是催债的。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某些币圈的明星项目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某某VC的合伙人躬身入局，加入团队扬帆起航，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那味儿了？

四、到了广州，第一轮钱又不够了

杜凤治到了广州，很快发现北京借来的钱还是不够。各衙门要跑，门包要给，公文有人送，也有杂费。去总督衙门辞行，因为门包没准备好，门房甚至不肯递他的手本，最后还得把价钱谈好，钱过了，门才开。

于是他在广州继续借，又向银号和私人借了三千多两。

更有意思的是，广州银号为什么敢继续借？因为当地人比北京债主更懂广东的县。协成乾银号掌柜孟裕堂判断广宁是个“优缺”，认为一年做得到上万两，于是愿意继续借。

这个画面比官债本身更重要。

杜凤治还没坐进广宁县衙，广州银号老板已经替这个县把账算过了。税源怎么样，商业怎么样，这个缺好不好做，一年大概出多少钱，够不够还债，人家心里面有数。

杜凤治看到的是：终于轮到我当官。

债主看到的是：这个位置开始有收入了。

同一件事，两套估值。

一个人二十多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看到的是人生理想；金融市场看到他的第一眼，已经把人生理想折算成现金流了。

五、晚清县衙最麻烦的，是灰色是底色的时候。

今天我们的理